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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合肥四姐妹”之一张充和在美国去世

“合肥四姐妹”之一张充和在美国去世

      “合肥四姐妹”唯一在世者、著名书法家张充和6月18日下午一时在美国家中逝世,享年102岁。张充和1913年出生于上海,祖籍合肥,苏州教育家张冀牖的四女。在父亲的影响下,四姐妹个个兰心蕙质、才华横溢,公认小妹充和为最。十岁时师从朱谟钦学古文及书法,十六岁从沈传芷等学习昆曲。1934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。抗战爆发,辗转重庆,研习古乐,并师从沈尹默习 书法。抗战胜利后,张充和于北大讲授昆曲及书法。1948年,与德裔美国www.2018edf.com傅汉思结婚,并于1949年移居美国,在耶鲁大学教授书法二十多载,成为中国古典传统学问在海外的珍贵薪传。

      “十分冷淡存知己,一曲微茫度此生。”张充和曾在七十岁生日时写诗自况。张充和的昔日同乡、同事及同门余英时曾撰文高度评价张充和身上“以通驭专”的精神,恰恰代表了中国精英学问的精髓。(文章来源:新浪网)

      为悼念这位“一代名媛  ”,《新京报》刊登了王道的专栏文章“她的名字写在水上”,特转载如下,供阅览。



  张充和在昆明小坐蒲团像。

  6月18日早晨,我离开京都,前往神户,正在下雨。列车行驶在山峦之间的轨道上,透过错落有致的建筑,可以看到山间的雾气,在微雨里缥缈。车厢里平静如常,站在座位的靠背处,看很多人在安静地阅读纸质书。由此联想到前日在东京看到神保町书市的壮观,更联想到当年张充和女士在此淘宝中国碑帖的旧事。

  手机响动一下,打开看,是一则短讯,说张充和女士仙逝,看到安徽同乡亦书友朱晓剑也转载消息,后发现已经是铺天盖地的消息了。出国前关闭了电话功能,于是QQ和信箱里涌来了不少的信息和留言,记者采访、友人问询,出版社的一位编辑还从英国向我表示问候,叫人感动。

  记得来的时候,刚写过一篇长文《笙歌扶梦 归去来辞》,是为充和女士庆祝102岁生日的,当时特地去了一些地方走访,也是这样的小雨天,连绵着下。在九如巷张宅门口,站在雨里,张寰和的夫人周孝华女士与我随意谈论着张充和女士的风雅趣事。张寰和先生于2014年冬去世,周奶奶说起这姐弟俩的事颇有兴致,好像这姐弟俩就坐在院子里的古井边喝茶,大家俩在门外窃窃私语他们的寻常家事。

  说实话,真不知道该对记者说些什么,我只是想到充和在去国多年再还乡时,说自己一个字都写不出来了。这种情况还出现了一次,张家大弟张宗和先生于1977年病逝,与之跨国通信28年却始终未能相见的张充和听闻后,怔怔地说:这一次,我一个字都写不出来。

  这对姐弟因为爱好昆曲,南北西走,寻找同道,即使是在解放后一段纷纷乱乱的时期,他们也没有断了对昆曲的钟爱和交流。在充和女士辞世之际,我还是想到了他们的谈艺往事,以及附着在艺术往事之上的生活态度。□王道

  昆曲:一生爱好是天然

  张充和的名声似乎总与昆曲有缘。

我最初写作张家的事就是写充和,写充和对昆曲的贡献。当时摸索着走进九如巷,开门的正是周孝华女士,接着领我去见了张寰和先生。说起四姐充和,张寰和先生娓娓道来的,是那些别具意趣的家事。

  李鸿章的侄女识修嫁到张家多年,膝下无子女。张冀牖的夫人陆英产下四女充和后,奶妈奶水不足,同时对叔婆婆晚景同情,决定将充和交给识修收养。于是,尚在襁褓里的张充和就被识修抱回了合肥张公馆生活,从此一过就是整个少年时代。当姐姐们在苏州、在上海接触都德、田汉、郭沫若、鲁迅等人作品,并“知道”胡适之时,张充和还在合肥龙门巷里临帖,翻阅祖父收藏的曲剧旧书。

  母亲、叔祖母相继去世后,16岁的充和回到了苏州九如巷的家,此时她跟着父亲请的昆曲老师学昆曲,她的老师是“传”字辈演员的老师,皆是最后的名师。充和少时看过的曲书一一浮上心头,原来这些诗词是可以唱出来的。

  后来,张充和考进上海的务本中学,又以数学零分考进了北京大学,至此,她的曲事从未断过。在北平,她与在清华大学就读的大弟宗和一起参加了俞平伯的北京谷音社,还时常组织曲友为名角捧场。再后来姐弟俩跑青岛、南京、呈贡、成都等地拍曲不断,还在贵州、云南等地组织曲社,直到1949年,张充和与傅汉思结婚,去国赴美,姐弟俩的昆曲雅事只能通过纸质交流。

  我查了一下张充和夫君傅汉思先生记录的充和北美昆曲演出记录,发现充和在20世纪五十年代至八十年代,昆曲演出和演讲活动不断,她先后在北美二十三个大学里完成了演出和演讲昆曲。傅汉思记录:“她于1964年和1965年在麦迪逊的大部讲课和演出,均已收入斯考特的著作《中国传统戏剧》第二卷。《思凡》和《十五贯》两剧也由威斯康星大学出版社出版。”

  演出时,没有笛师,充和就自己吹,先录音。中国笛子到美国会开裂,她就选用合适的金属管子,自制笛子。化妆无人梳大头,她就自己动手做了一种“软大头”随时可以套上。她自己做贴片,还用游泳橡皮帽吊眉。有杜丽娘,没有春香怎么办?充和后来就用陈皮梅“引诱”洋闺女学昆曲,八九岁的女儿艾玛上阵后真是不含糊,后来能唱二十多折戏。充和在给弟弟的信中一再说,要让孩子学说中国话,学习一些中国的传统学问,她还信心满满地夸奖艾玛学习昆曲的水平不断上进。

  1968年,在美国哈佛大学任教的余英时先生看了充和的演出《思凡》,赋诗一首:“一曲《思凡》百感侵,京华旧梦已沉沉。不须更写还乡句,故国如今有此音。”

  1983年,张充和回到阔别多年的北京,来到北京昆研社并作感言:“我到国外已经卅四年了。初到美国的时候,提倡昆曲的,项(馨吾)先生在东部,我在西部,还有李方桂夫妇,大家在三个地方,联系不多,我很奇怪,那里有些中国人听到昆曲竟哈哈笑,但美国人却不笑。这使我很不好意思,心里很难受。有些中国人学了点外国音乐,并不了解什么叫民族音乐。这些中国人不大看得起自己民族的东西。我想我要发扬昆曲艺术,不从他们开始,因为他们‘崇洋’。我从另一个途径,教外国人。开始教他们大家的民族音乐、戏剧、舞蹈。主要从‘文学’、音乐、舞蹈开始。”

  充和教的学生中,有博士、硕士,有学民族音乐,有学昆曲、学吹笛的,他们都很出色,让充和为之欣慰。充和后来写了两句诗:‘不须百战悬沙碛,自有笙歌扶梦归’,她说,“不需我一个人在那里苦战了。”

  充和对于昆曲,就像是对于自己真实的生活状态。早期时她与夫君初到美国的窘境,鲜为人知。她卖掉了祖传的徽墨,进入大学图书馆做工,贷款置房,自种蔬菜,兼职赚取家用,自己爬树锯树枝,写信用废纸片的反面……直到生活渐渐好转,充和始终看淡生活,她对弟弟说:“我是抱定了‘十分冷淡、一曲微茫’过活。”最高兴的事就是有人跟她学昆曲。

  抗战结束那一年,充和回到苏州拙政园。颓废的园林,迎来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专家,他们来看昆曲,充和领衔表演《牡丹亭》,她扮杜丽娘。那一次,充和唱曲吐血。后来她到美国院校讲演,再次出现了旧症,她致信弟弟叙述情况“久不提笔写信,你不能想象我的身心如何忙,一台戏四十分钟,从场面起到一针一线,都是亲自顾到,戏演了后又是倒下。先是在演的前后病,胃一直疼,呕吐。可是上台并不吐。正如我在苏州义演六场时吐血(注:1946年拙政园演出,张充和出现了吐血)情形一样……这次的辛苦所得为何?这是常常自问的,也不能自答。反正爱好的东西不能用价钱买,也不计算时间与精力……”记得充和曾自己刻章一枚:“一生爱好是天然”。这是《牡丹亭》的词,是她演了一辈子的戏。

  水:流动的斯文

  身在苏州,发现很多人并不知道九如巷张家,对张充和也只是停留在唱曲的模糊概念。我一次次走进了张家,也走近了曾经接触过张充和的张家人。并有幸寻找到了张充和早期编辑的《中央日报》之《贡献》副刊,还找到了她发表在私立乐益女中刊物上的旧文,以及写于抗战前后的诗词。在与张寰和先生多次交流后,有幸写成两册《流动的斯文——合肥张家记事》。

  这本书的名字来自于张家的家庭刊物《水》,张充和多次为《水》封面题词,《水》从20世纪二十年代一直办到了今天,现在的主编为沈龙朱先生,张兆和与沈从文的长子。前段时间,我主动请缨,编辑了一期张寰和先生纪念特辑,深感一本家庭刊物编辑的劳累和琐碎,辛苦自不待言。《水》也见证着张家“和”字辈的老人一位一位地辞世,直到2003年秋,傅汉思去世。

  张允和的孙女周和庆去看望四姨奶奶充和。四姨奶奶的楼房简陋,布置朴素,楼道都是书籍和纸箱,墙壁上还有水渍印痕,一切都是那么陈旧,恍如梦境,这梦境一直持续到和庆离去,偌大的房子前有个瘦小的身影冲她轻轻地挥手……

  2004年秋,充和回到苏州小住多日,.那是她最后一次回家。她每天都住在九如巷老屋,凌晨三点钟起床练习书法,周孝华做好早饭喊她休息就餐。那一次,她还尝试着用桶在老井里打水。沧浪之水、太湖之水、城河之水,都令充和无比的怀念和眷恋。看她小时候办游泳证拍照,故意歪着脑袋瞪着眼睛,说这也是证件照。早期时她更是与继母、三姐兆和身着泳装跑进苏州城内河道游泳。

  张寰和先生曾回忆,说四姐腰包里有钱,常常请他和同学们一起出去玩,有一次带他去看西湖,看西溪的芦花飞雪,看西溪的土坝流水,真是至今难忘。1949年,四姐带着新婚的洋夫君回到苏州家中,尝一尝老井的水。周孝华说,当时家里担心洋人欺负四姐,就故意做了顿粉丝汤,看看他使筷子的样子,傅汉思一如既往的憨态可掬,令张家人全然放心。

  到北京沈龙朱家中,看他为四姨手绘的各个时期的画像,淡然如水,清雅似水。来日本之前还得知沈龙朱、沈虎雏兄弟将于9月受邀赴美,届时一定会去看看曾住在一起的四姨,四姨在他们的少年时光占据着重要的位置。只是这个遗憾也成为了永远。

  淡然一生里,她在乎什么?

  2011年,台湾诗人郑愁予去美国拜访张充和,两人不急不慢地聊着旧事、文学。充和说:“从十六岁起,我就是一个人了,我什么事都经过,抗战啊,什么困难啊,什么日子我都能过,我不大在乎,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事。”

  细细梳理一下,张充和女士在漫长而淡然的一生里,到底在乎过什么呢?

  我曾发现充和早期写作的一篇《晓雾》,记述的是她记忆里朦胧的母爱,像晨间的秋雾,淡淡的;深深的,像刻痕;又像是睡梦里无意中抚触的手。那是充和跟着叔祖母识修从合肥回到苏州小住几日,母亲陆英乘坐人力车送她,母女俩同乘一车,雾气袭来,母亲头上、脸上都是水汽,充和说她看不出来是雾水还是泪水……文章发表近三十年后,已为人母的充和从美国致信给大弟宗和,说无论如何自己都要和孩子们在一起,因为她深切体会到了母爱的意义,并说“(孩子)种种不听话、不怕冷,也是因为父母太保护了。我当初虽然无父母保护,却仍是不保重身体,原因是并无责任。现在有了孩子,觉得他们需要我,我病了他们怎么办,所以也就特别保重了。这似乎是天地生成的……(1961年8月1日)”

  2014年,央视摄制组拍摄张家故事,尤其是张充和的故事,在苏州拍完后,王导演后来赴美国拍摄。回来后,王导演说,拍摄的时候,充和的儿子一直陪着,很好地服侍充和,很是孝顺。由此不难理解,充和为何一直坚持留在美国生活,直到百年之后。

  总觉得,充和在乎的还有一样东西。

  曾在台湾师范学院任教的陶光饿殍台北后,人们发现他把自己的未刊诗集寄给了在美的张充和,汪曾祺撰文说陶光对充和倾心,但充和是无意的。当然,对充和倾心的也不止陶光一位。最近看陶光在出事前曾致信张家大弟宗和,每封信都提及“四姐”充和,说担心她在美国是否生活习惯,英文是否够用,还遗憾不能一起唱曲,并索要“四姐”联系方式,有心去美求职。

  陶光去后多年,充和每提每伤心,还对大弟宗和说了陶光的真实心声,并对他遭遇不测颇为忿忿。她的悼诗可谓一语中的、字字见心:“致命狷狂终不悔,与生哀怨未全埋。檐冰炉火从今歇,莫遣沉忧到夜台。”以充和在美国对周围朋友的仗义,如果与陶光同在一个城市,势必会施以援手,只是历史无法假设,徒留友谊尚在人间。

  漂流的青春,无意间的继承

  为了编辑张充和的文集,我前后去了一些地方,还特地去了合肥,根据张充和早期文中的描述,找到她幼时生活的地方龙门巷所在地,可惜故居已经拆除。还找到了她与信仰佛教的识修常去的明教寺,寺后有条小巷名为“西蝴蝶巷”。这些旧地,成为她随笔里的温馨素材,点点滴滴,汇成极富品味的哲理小品。

  “一曲潇湘云水过,见龙新水宝红茶。”这是抗战时期,流落云南呈贡时张充和的坦然。她生在黄浦江畔,再回到江淮之滨,母亲去世后才回到江南水城,没几年即南下北上,其间疯跑青岛海滨四处拍曲。抗战时,四处躲避,直到暂时偏居两江交汇地重庆。也就是在这座长江山城,充和的书法得到了突飞猛进的进步,也是在这里,让她遇到了书法老师沈尹默。也是在这里,成就了她的一幅颇具传奇性的《仕女图》。

  抗战胜利,张充和回到苏州,当掉首饰,书写校名,义务代课,复兴张家私立乐益女中,此时她的父亲校主已经去世多年。她自己的整个青春时代都是在漂流之中。只是流动的不只是水样年华,还有脉脉斯文。

  张充和总是会无意间继承一些什么。有段时间,在美国耶鲁大学访学的翻译家刘文飞去看充和,刘文飞是安徽人,且会合肥话,两人一对上乡音,顿时引来了充和的兴趣。“她向我打听合肥的变化,说出一些我从未听说过的街巷名称,但她提到的明教寺(俗称菱角台)我是知道的,我告诉她我上中学时这家寺庙曾变成一家五金厂,破败不堪,她闻之摇了摇头。她说她家当时就在寺庙附近,她常被寺庙中飘出的诵经声所诱惑,便跟着学唱。说到这里,她情不自禁地唱了起来,唱了好几分钟。她吟唱的佛教诵经声让我震撼:震撼之一是,一位近百岁的老人竟有如此温润、纯净的嗓音,宛若天籁;震撼之二在于,常在佛教寺院听到录音机反复播放那枯燥诵经声的我,一直无知地以为佛教音乐难以称之为真正的音乐,但听充和先生吟唱她童年偷学到的诵经声,却顿时让我对佛教音乐刮目相看。”

  2004年秋,年过九十的张充和女士回到苏州,随身跟着海外昆曲社陈安娜、尹继芳等人,她此行完成了一项重要的工作:录制昆曲。录音地在苏州十全街,张充和早早地从九如巷过来,认真准备,为一个调子要琢磨好多次。但她工作时一点也不严肃,还经常逗笑大家。录音一录就是一整天,有时候还要加夜班录制。午饭是周孝华在家烧好,骑着黄鱼车从九如巷送过来。如今,这批录音称为昆曲传承人最重要的依据之一,也是昆曲爱好者欣赏昆曲原音的必听曲目之一。

  与济慈:不经意间的结缘

  十分冷淡存知己,一曲微茫度此生。看不少人撰文称充和此句名言来自于济慈的墓志铭:“这里躺着一个人,他的名字写在水上。”令人惊喜的是,充和早期就读过济慈,而且还译过有关济慈的诗论,写编辑正是来自西方的“东方学者”小泉八云。一位西方先生,因缘巧合,最终落户在了东方成就了他的文学梦想;一位东方女子,嫁于西人,最终在美利坚成就了她的国学传承;历史上的文字结缘,恐怕都是不经意间的意外吧。

  译作之中时常透露出充和的一贯的语气和一贯的同情之心,如“济慈写诗时很早,在一八一七年第一次出诗集时,他还是个孩子。他有一点点钱,这点钱够他生活,因此他能免于冻饿,这冻饿的困苦,是无宽裕经济而想从事文学者所不免的……”

  张充和到美国后不久,曾给弟弟写信说有人要买她的画作,但她无意在画中有所追求,只想更多地发展书法,她说,我渴不着,饿不着,还有丈夫养我,因此可以专心练习书法。译作也有“济慈是一个管马房的儿子”,出身不好,经济窘迫,但却固执地坚持自己的理想,这一点,是否曾经打动了张充和?

  她自己同样是固执的,她崇古却又尽力争取进入现代学院的机会。她可能明知道自己考取北大无望,但她还是敢于去坚持,去争取,并得到了意外的收获;她在1932年的作文里即表达对幼时陪伴自己的仆人的儿子友情,希翼他们之间打破庸俗的身份阶级,成为纯粹的伙伴和朋友;她对追求光明的庵堂里的瞎子尼姑,她对管马房并出租马匹供她骑行晨练的老人,她对敢于追求真爱的女仆,都是抱着非常的、久远的同情之心,这种种的同情之心,时时表现在这篇译作里。这同情里充满着支撑,充满着爱意,也充满着对自己理想主义的肯定和自励,很想知道,张充和当初第一次读到济慈的诗,读到小泉八云笔下的济慈会是怎样的心情?

  6月19日,接到在美国的尹继芳(充和昆曲助理)、凌宏(元和的女儿)给我的邮件,都提到了充和的后事,说:“她儿子女儿已决定不办传统式的追悼会,没有大殓和瞻仰遗容。昨天下午殡仪馆已将遗体带走,今天儿子女儿去办手续、缴费,明天火化。一个月后在耶鲁大学办纪念会。”

  一切的一切,让我还是想到了济慈生前自撰的墓志铭:这里长眠着一个人,他的名字写在水上。

  是的,她的名字已经写在了水上。

  6月18日-6月20日 于日本广岛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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